十七年前的“非典”，我亲历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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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年前的“非典”，我亲历的故事
文｜东风徐来
【作者简介】
东风徐来，湖北黄冈人，中央财经大学教授。
日子过得很快，在今天人们仍在进行新冠病毒防控之际，全民抗击“非典”的日子，已经过去17年了。我不仅经历了这两次凶猛病毒肺炎肆虐，而且都擦肩而过。“非典”重点在广东、北京，其中北京有个感染严重的楼盘，我的房子正好在其间。这次新型冠状病毒（2019-nCoV））主要在湖北武汉黄冈等地。而我的老家正好在湖北黄冈。而且去年十二月，既去过武汉，也去过黄冈。两次都离自己如此之近。回想起“非典”那段日子，还真有不少值得记录的故事。
“小道”得知恶病
最早知道与“非典”有关的疾病，是从二姐夫处。大约是在2003年3月下旬。一天接到二姐夫电话，电话中声音大而且急：“老弟，赶紧去超市买白醋！赶紧去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先多买些！”我哪能稀里糊涂去买醋。我说你要说清原因，买醋干什么？“听说广州那边有一种特别严重的传染病，已经死了很多人，都说白醋可以预防。”“赶紧去买，其他以后再说。”姐夫说。
听了这话，我半信半疑。首先疑惑的是，有这样的病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，不敢相信。但问题是，如果没有，难道姐夫会骗我，他可不是这样的人。再说，骗我买醋有什么意义呢？想到反正买点醋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于是赶紧打电话给夫人，让她放下手中的事，立即到超市买些白醋，不要问为什么，买回来再说。夫人立即开车到小白杨超市。但让她诧异的是，白醋早就抢光了。再跑了几个超市，结果都一样。原来知道这个消息的可不只我们一家，早在此之前就有不少人听说白醋能防南方的怪病，纷纷抢购，哪还有白醋可卖呢。
的确，“非典”这么大的事，我竟然是从小道消息知道的。而那时离广东最早有人感染，已经四个月过去了。
“莫传谣”！居委会大妈的xun诫
接下来几天，我非常关注人们所说的南方怪病。也开始听到一些人议论这个病。有人说如何厉害，传染性如何强，已经死了上万人；而另外一些人则说是造谣，根本无有此事，或者说可能有些传染情况，但不严重，完全可防可控，而且离我们很遥远。可没想到，没过几天，说北京已经有几例了！接着说外国人来北京已经有感染的了。但在2003年4月初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的答记者会上，说并没有什么问题，可防可控。当有记者问到，国际友人是否可以来北京时，卫生部领导的回答是，来北京是安全的！听到这些，我也比较放心了。
可是，情势好像已经不能按官方说的发展了。再过了几天，说北京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，感染的人在增多，而且一些人开始戴口罩、吃中药预防。我却没太在意。我想每年交通事故死伤有多少人，难道就不开车上路了吗？所以基本没有放在心上。
又过了几天，突然听说我们单位住宿楼的某教授去世了，而且很可能是“非典”去世的。这正是我的住宅楼啊！而且这位教授的房子跟我的在同一层。只是我因孩子上学没有住在那里，但有亲友住在那里。这一下我紧张了，为了替住者负责，急忙打电话学校所在的居委会，问某教授是不是“非典”去世的。结果听电话里传来标准的大妈声音：“哪来那么多‘非典’呢？老教授因老年肺炎去世！记住了，不要制造恐慌，不要信谣传谣！”原来是这么回事！听了大妈的话，我放心多了。
后来才知道，这位教授正是因“非典型肺炎”而逝。而且一发不可收拾。据说是一位山西女士，之前要到广州进货，听说广州有传染病不放心，专门打电话问《南方周末》报社那边是否安全。报社让问广东省卫生厅，得到的答复是没有问题。结果女士去了，回到山西发烧病倒了。后来家人到北京医院治病，因为没有病床在走廊里打针，某教授去医院看病不幸感染了。因为当时整体还是以稳住为主，直到教授全家感染，才正视是“非典型肺炎”。
由于没有及时控制，最后这幢楼一共感染19人，某教授和另一位原学校退休的副校长，不幸因感染去世。后面这幢楼封闭约一个月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那房子居住的亲友并没有感染，算是躲过了一劫。
我发烧了吗？灾情中的心理恐慌！
4月初的时候，最初知道某教授去世不是“非典”时，我对北京也比较放心。大约4月10号左右，我要到海南出差，出去的时候北京还比较平静。电视上看到卫生部长答记者问，说传染不严重，可防可控。没有想到，刚到海南几天，突然风向大变。政府高调宣布北京疫情很严重，“非典”是严重的传染病，北京已有多人感染，且有多名医生感染甚至死亡，一些人正挣扎在死亡线上。一时之间，媒体天天报道新增病例，每天都公布新增感染人数。政府号召全民动员，减少人口流动，戴口罩，不出门，北京的学校统一停课。一下子全国都行动起来，实行全面防控，各地设关卡、测体温，严阵以待。由于风声日紧，疫情发展很快，北京需要封城的声音也是一天比一天高涨。
在这风声鹤唳，形势日紧境况下，很多人开始慌恐不安，甚至极度恐惧。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自己情况不好，怀疑自己是不是感染了病毒。其中，在北京的外甥、堂妹以及学生，有些开始担心起来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感染。
其中，最有意思的是，堂妹打电话过来，说一起租房住的女孩发烧了，烦躁不安，好像很着急，问我该怎么办。我说你们到街上买体温表量一下，看看烧到什么程度，不就知道了。妹妹长叹一声，“这时候哪里还能买到体表呢！”是啊，我也糊涂了，在疫情暴发时，这些不是早就成稀奇货了吗！
“那你们赶紧给防控小组打电话吧，让他们测试一下。尽快确诊。”她们打了电话，接着来了四五个人，口罩防护服，全副武装。来人很快量完了体温，一看36.8度！“嗨，体温不高啊！又一个心理发烧的！”防控人员说。
是你回北京，还是我出北京，两难的抉择！
正在大家焦虑的时候，夫人打电话说，自己感觉也不好。虽然我们不是住在那已经感染了十几人的楼里。但整个气氛，让人都感到慌恐，都怀疑自己有没有得上。夫人称感觉头脑昏沉、浑身无力，担心自己感染上了。家里住十九层，因为担心电梯传染性，小区电梯全停开了，夫人觉得上下楼也没有平时有劲。当然，最担心的还是十岁的儿子。于是决定把儿子送到姥姥家去，以免万一自己感染了传给小孩。
大约是四月十五、六号，夫人有些急了，打电话要我回北京。态度很明确：你得回来，我们一家人，要命运与共。那意思是说，要没也没在一起。我跟夫人解释，北京可能封城，封在里面会怎么样还不知道。还是你带着孩子出来吧，最好回湖北老家，那里有自家的房子，而且山青水秀空气好！当然，对于这样的决策，也有诸多顾虑。如自己有没有感染？别人是否会嫌弃？好在当时情况还好，一是SARS病毒引起的肺炎，只有发烧才会传染。只要体温正常就没有问题，而他们体温都正常；二是那时全国交通通畅，没有封村封路之说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，遇到灾难，总会要往更安全的地方移动。所以，在犹豫了两天之后，夫人决定，带着孩子出城，回乡村老家去！
享受个人“专厢”待遇
我们决定都回乡村老家，并约定在浠水会合。我先从海南到深圳办件事，深圳办完事后，大概是四月十九号，座上从深圳到黄州的火车。因为广东是重灾区，加上形势紧迫，人心惶恐，出门的人很少，有些人买了票又退票。不过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没想到，在一节车厢内，竟然就我一个人！诸然享受了一次一人一厢的“专厢”待遇！
“北京回的，就扔出去！”
我从黄州下火车，又从黄冈汽车站座上到浠水的巴车。然后到浠水二姐家，与从北京回来的夫人孩子会合。因为黄冈口音，顺利地座上了从黄州至浠水的巴车。在行进中，偶尔有人中途上车，而每次上车前，司机都要问，是从北京、广东回的么？如果说不是，再证明一番，方可获得开门上车。当然，司机主要还是听是否是黄冈本地口音。我忍不住问，是广东、北京回来的怎么样？司机回答，那可不让上！我又问，那要是上来了呢？“上来了，我就把他扔出去！”司机恶狠狠地说！我不禁一惊！我的天，司机不知道我从北京出来，又从广东回来，更不知道我们学校那楼已经十几例“非典”中招的，要是知道这些，会不会真的把我扔下车呢？
亲情与险情，不容易的选择
上面说过，人生遇险，肯定考虑更多的是脱险。但快要到家时，还是有各种担心。既怕给别人带来不便，又担心会遭人嫌弃。所以，也是惴惴不安地回到家乡。先是在二姐家住了一晚，姐姐家不用说，一家人都非常高兴热情。只是外甥在上高中，学校要求谁家有从北京和广东回来的要报告。第二天回到自己家乡，因那时农村基本没有电话，手机也没有普及，不能准确通知回家时间，自家正好没有人在家。但我们一到村头，首先是房下哥哥和几位乡亲看到了，大家都十分热情，没有一点惊恐和嫌弃的意思，都纷纷招呼先到他们家休息喝茶。而且堂哥徐长青赶紧出去买菜，一定要留下吃午饭。其实那时乡村也很紧张，虽然乡村并没有确诊的病人，但是到处谣言四起，今天说这里有，明天说那里有。农村也都开始吃中药增加免疫力了，一些地方已经不欢迎北京回来的进村了。在此种情形之下，乡亲们的热情，的确弥足珍贵！这份情怀，永远都记挂在心！
田园之乐，非常乐！
四月下旬，烟花三月（阴历），我们一家人回到家乡。真正是春暖花开好时节啊！阳光明媚，春风吹拂，桃红柳绿，蝶舞蜂飞。加上我的家正在一个山坳里，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我曾写过一幅门联，上联是：后靠青山鸟啼喜，前临碧水鱼游欢（每句省了四个字）。加上那时候家乡没有什么污染，空气清新宜人。从年轻时起，一直读书、工作，很少有机会在家乡好好住住，好好陪伴一下父母家人。由于年轻时身体不好，加上学习工作任务重，1985年考研究生到北京后，大病了一场，1986年不得不因病回家休息一年。记得当年3月下旬到家，前后在老家住了近一年时间。那时很我时间都住在医院里，但后期则以家居为主。一家人其乐融融，亲情味道十足，很令人怀念！特别是慈祥智慧的父亲已经进入老年，因为肺源性心脏病倍受折磨，我也有幸在家多陪伴他一段（老人于1987年底辞世）。正是在这回家病休的日子里，我也有幸体验了家乡的美丽！对家乡美景尤其是春景的感受，是过去从未有过的。只是自那以后，直到这次“非典”回家，才有机会再一次享受家乡春色和田园风光了。
既然回家无事忙碌，又正值春意浓浓、赏心悦目观春之时，何不到处走走看看呢。于是我带着夫人和当时十岁的儿子，走进大自然，走进春天！我们到小河里捉鱼，到水田里捡田螺，到岸边抽竹笋，到大山里摘金银花。大自然芳草清香，浓浓的泥土气息让人陶醉。有一天，大姐夫带着我们一家，到一座山边的河里捞小鱼，是用竹杆和丝网做成的鱼网去挞鱼。那时河水清清，哗哗流淌，水中小鱼一阵一阵迎水而上。没有想到，姐夫只个把小时，就挞了一小竹箩，应该有五六斤重吧。只可惜，后来那里建成了产业开发区，建了不少药厂，有些药厂排的废水毒性很大，如今河里早没有鱼的影子了！
在家前后住了十五天，带着一家人亲近自然、亲近山林和田园的日子，令人回味！真正是：田园之乐，非常乐！
谣言难止于智者？也未必！
最有趣的事，还属于一次惊心动魄的送瘟神活动。大约是5月初，那天我正好在大姐家，应该是中午时分，突然接到二姐从浠水县城打来的电话。二姐慎重其事地、反复地嘱咐我：有个极其重要的消息必须告诉大姐。说是晚上七点以前，务必要送瘟神。要准备好艾草、茶叶、绿豆和大米等，面向东方祭祀，要送瘟神。我问为什么要如此做法？二姐说，浠水那边，有一位哑巴，几十年不能说话，现在突然开口说话了。哑巴说，“非典”是瘟神发怒了，大家送瘟神就没事了！当然，我一听就觉得是假的，是无稽之谈。所以，我只呵呵一声，没有表态。接着还提醒自己，谣言止于智者，不能告诉大姐，自己不能做传谣的人。
可是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到了下午大约五点左右，大姐的婆婆带着艾草和其他一些东西，急急忙忙告诉大姐，交待晚上七点前，务必要送瘟神，以保家人平安。至于如何送法，说的跟二姐要求的一模一样。我非常好奇。以为只是相隔数十里外的浠水才这样，我们这边怎么也这样？边忙问老人家，为什么要送瘟神。老人很认真地说：嗨，好神奇啊！听说附近某处，一个小孩，刚刚出生就会讲话了！这些都是刚刚出生的孩子讲的呀！赶紧准备吧。我愕然！
更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二天上午从大姐家回到自己家。乡亲们正津津乐道地讲头一天如何惊心动魄送瘟神的事。原来自己家那边的故事更精彩。那天还比较特殊，原因是我弟弟在有另一个村有田要种，春天正请乡亲们到那个村插秧。结果本村下午得到重要消息，说晚上七点以前，必须送瘟神，否则后果严重！由于一些人在另外村插秧，那时农村还没有普及手机电话之类的，只好让孩子们去叫。距离大概也有四五公里，时间十分紧迫。孩子们很负责，拼命奔跑，把正在田里插秧的妇女同志叫起来。由于孩子奔跑来叫，说得严重，大家也就十分重视，不容多说，直接从田里起来往家急奔。终于，于晚上七点前完成了送瘟神的任务。
不过，我更关心的还是原话题。我问乡亲们，为什么要送瘟神呢。乡亲们的回答更令人惊奇。“啊，听说附近某某地方，一个人得‘非典’死了。没过多久又活了过来。然后说了必须送瘟神及怎么送的事。”
我的天，真惊到我了！什么时代了，人们还信哑巴说话、新生儿开言、死后复生再能报信息的事！而且同样的事，三种原因，显然是造谣。人说谣言止于智者，我是智者吗？起码我是想止谣言而不得的！
“非典”的事，一晃17年过去了！那场与此我擦肩而过的灾难，夺人性命，伤人身体，影响经济，真可谓惊心动魄、教训深刻。然而，我们有没有好好总结呢？如何不擅杀、滥用野生动物？如何保障疫情灾情信息透明通畅？如何保障灾难时物资储备充足和紧急采购系统启动？如何协调好防疫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关系？有道是，前事之师，后事不忘，吃一堑，长一智。但愿我中华大地，不再发生此类疫情灾情！
2020年3月29日于北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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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态度，有温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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